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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高考考卷没有固定的标准

时间:2016-7-19 15:21:43

作为民国最后一次高考的亲历者,学者乐黛云看到这本书后说道:“把那时候的高考题目拿出来,看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、关心的是什么、水平怎么样,对我们是一个参考,找找我们今天的毛病到底在哪里。”
  “国家抡才大典”
  1948年,杭州将军路,二十出头的应可之匆忙跑向浙闽考区高考考场。
  在晚年一篇文章里,他回忆当年的考场是一块经过平整的荒地,搭了一间“奇大无比的棚屋,约可容纳一两千考生”,棚屋里拉着一条七八米长的大红条幅,上书六个大字“国家抡才大典”。那时候他不知道,这是民国最后一场高考。
  7月中下旬,应可之在杭州的考点填了一张报名单,上交高中毕业证和两张二寸照,领回一张准考证,上面只有考号和照片,没有名字,这是为了防止评卷人作弊开后门。在《民国老试卷》中,研究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张亚群教授指出,民国高考的最重要特点是灵活多样,招考次数和考场设置往往随录取情况而定。
  考试定在8月,连考三天。他报考的国立政治大学考试科目有国文、政治、经济等。为了准备作文,应可之专门买了一部《古文观止》,因为“地球之巨大,太空之辽阔,什么题目都有可能,只能凭自己的文学功底去碰运气”。他读了一百多篇古文,抄写其中佳句,还挑了三十多篇背诵,直到“‘之乎者也’将大脑里的‘的了吗呢’驱逐出境”。
  资中筠在一次访谈中,也提到了当时高考的备考过程。复习古文,从不把文章拆得支离破碎分析来分析去,“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,就带着大家一起念,我们就跟着一起欣赏。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,然后就记住了,经过融化和熏陶,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。”几何代数课都用英文课本,为了应付高考,家里也请了老师专门补习英文。因为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国立交通大学等一些学校,除了国文,所有考卷都用英文出题。
  不巧的是,1947年高考清华、北大、南开的联考作文只准做白话文,题目《我的中学生活》,“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,然后我就考不好了。”她擅长文言文,“可以发挥,能够瞎拽”,另一场燕京大学考试的文言作文《立国必先树人,树人必先立德说》,她答得很顺畅。
  从《民国老试卷》收集的三百余套民国考卷中可以发现,民国高考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固定的标准。
  1912到1937年,高考由各大学教授自主命题。不同学校考题大相径庭,难度千差万别,科目也各不相同。
  首先,必考科目没有标准。1929年北大本科生入学仅考国文、英文、历史、化学4门,而武汉大学则要考数理化在内的8门课。一些学校,还根据大学专业要求,加考法律、博物、哲学、伦理学科目。
  此外,不设考试范围,考题明显带着命题人的个性色彩。1932年北大国文考试只要求把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翻译成白话;同年清华国文卷却是陈寅恪出的著名怪题“对对子”:上联“孙行者”,求下联。据说只有3名考生对上了,其中一名叫周祖漠的考生答了“胡适之”,不是标准答案,却获得一致赞赏。因为部分学校出题太难,1919年教育部提出要求:“命题概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,勿使太过不及。”
  民国高考也曾经有过类似现代的统一招生,分文科理科。1938年,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考,统一命题和阅卷。“全国卷”分文理科,设8个科目,国文、英文、公民、生物必考,剩下4门根据所填文理志愿,加考不同难度的数学、史地和理化。因时局变化,高考“全国卷”只持续了3年。1941年后,民国政府没有能力组织全国高考,为了减轻考生的考试量,教育部推出了同考区的高校联合命题。
  “先生亲自问,那还不去啊”
  乐黛云的命运因一篇高考作文改变了。
  1948年,乐黛云从贵州中学毕业,走山路去重庆高考。她父亲是一个穿洋装、拉提琴的大学英文教授,乐黛云在初中读了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三剑客》《飘》,一心想读外语系,首选北大,“别的都不想上,一心一意要到北京来闹革命。”她还记得高考卷答得特别顺利,只有解释成语“一蹴而就”时卡了壳,“蹴”字不认识。作文写《小雨》,她觉得这题目特别合胃口,“可以发挥想象,我就做了一篇很得意的小文章。”
  阅卷老师沈从文判到乐黛云的作文,十分赞赏,觉得学外语太可惜。于是他给这名考生写了一封信,问她是不是愿意转系学中文。收到沈从文的信,乐黛云说自己“受宠若惊”,心里虽然还是想学外语,仍然回信愿意,“那时候有点虚荣心,觉得沈从文先生都亲自问你了,那还不去啊” 。
  在民国,不少考生除了像乐黛云一样,被惜才的老师直接“挖墙脚”转去自己系,还有一些考生甚至不到分数线,因某一门特别出色,而被破格录取。破格录取的先驱们
  破格录取的传统始于北大教授胡适。
  1917年,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次自主招生。刚加入北大的教授胡适在作文阅卷给出了一个满分。这名考生其他科目均不理想,数学还是零分。在招生
  会议上,胡适力主“破格录取”,获得校长蔡元培支持,这名考生叫罗家伦。
  14年后,已经是清华校长的罗家伦,又“破格录取”了数学成绩同样糟糕的考生钱锺书和吴晗。钱锺书后来回忆:“我数学考得不及格,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,为此事,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招我至校长室谈话,蒙他特准而入学。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。”
  当时,虽然也分文理科,对招生比例却没有约束。文理科教育不平均,严重偏科的学生不在少数。1928年文科生占大学生的73%,1930年上升到75%。资中筠在一次访谈中解释当时的学生“大多数都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”,“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,碰到好老师,那门课自然就特别喜欢”。
  大学教授自然不愿意放过有才能的偏科生,他们想尽办法为学生争取录取机会。臧克家在参加国立青岛大学考试时,作文《杂感》只写了三句话:“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,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,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。”出卷人闻一多给了98分。尽管臧克家数学零分,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还是说服青岛大学录取了他。甚至在北大出台新规则“数学零分一律不录取”后,胡适还是设法把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录取进了北大。
  学者雷颐认为民国的破格录取,是有一定时代性的,在当今高考没法照搬。
  1946年,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,差几分落榜,去了燕京大学;侄子梅祖武清华分不够,念了北洋大学。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、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也因几分之差,被清华拒之门外。雷颐说:“只有能够做到这种程度,才可以说老师有很大的权力,我欣赏你的才华,可以破格录取。当制度的透明度达不到这种程度,老师过多的权力只会导致腐败,对青年一代是极不公平的。”
  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频繁出现,还源于在高考出题和录取上,大学教授有极大的自由;而在答题上,学生也拥有很大的表达自由。在《民国老试卷》中,张亚群总结当时高考的特点“不是简单、机械地考记忆,而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,让学子具有发挥才华的空间。” 曾经参加过民国高考的翻译家文洁若在一次采访中谈到高考,“没什么可准备的,全靠平时的基本功”,她觉得当时的作文题《学校与社会》“不刁,发挥的余地大”。
  “当时对考生的要求,跟今天是很不同的。”对比民国高考题,乐黛云评价当今高考:“出题是很大的问题。”她的不少学生曾做过高考命题人,常常把十几个人“关在一个豪华酒店里,谁都找不到”,“他们出卷回来都很不高兴,觉得憋屈”。
  “那时候北大的考题最开放,国文是大学主讲老师出题,按照他的想法,测评一个大学生应该有怎样的文学水平。”乐黛云还记得当年自己写完高考作文后,一瞬间的满足感,觉得这个考试“很能发挥我自己”。

作者:不详 来源:网友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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